加拿大人的情绪与经济现实不符。当然，情况可能会更好，增长也肯定会放缓，但经济形势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糟糕。
我们的贫困率和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收入不平等没有加剧，而且与同类国家相比相对较低。即使在控制通货膨胀之后，时薪中位数也高于疫情前。根据最新的数据，我们的中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虽然有些人过得不如其他人好，但情况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或2008年金融危机后看到的完全不同，但我们似乎并不比那时感觉更好。
加拿大人的生活满意度与2010年大致相同，当时失业率高于8%。自那以来，加拿大在《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中的排名已从第6位降至第13位，对个人财务前景感到悲观的受访者比例从安格斯?里德(Angus Reid)民意调查中的20%升至30%。
原因似乎令人惊讶，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经验证据表明，一旦你的收入超过了大多数加拿大家庭已经达到的门槛，更高的收入并不能真正提高生活满意度。这种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
似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成功的总统竞选口号“关键是经济，笨蛋”真的被牢牢记住了，因为两国政府和政党都继续过多地关注经济问题，往往牺牲了其他重要的社会目标。
最近，我们目睹魁北克政府不顾所有相关的心理健康影响，强迫家庭搬出他们的房子，而不是强迫一家公司遵守其环境法规。省政府没有要求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嘉能可(Glencore)停止污染当地的铜冶炼厂，而是选择了将200户人家连根拔起。
我们又有多少次看到政府出于经济考虑而未能保护工人——例如通过重返工作岗位的立法?
当我们看一下决定高质量生活的因素时——这些都可以在加拿大统计局的生活质量中心找到——幸福的经济决定因素并不是最重要的。(唯一的例外是我们糟糕的生产力表现，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人口悲观情绪的更可能的罪魁祸首包括心理健康和个人安全的下降，获得保健服务的难度增加，环境的恶化，特别是对我们机构的信任和信心。
加拿大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该国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河流的水质正在恶化。犯罪的严重性有所增加。以国际标准衡量，诉诸民事司法的机会很低，对我国司法系统公正性的信心正在下降。对政府的信任已经下降，只有30%的加拿大人对联邦议会有强烈的信心。
政府无力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可能是导致人们对机构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之一。这是可怕的，因为虽然经济似乎不是大多数人不快乐的最大来源，但它很可能成为这个来源:良好和值得信赖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社会富裕，有些社会贫穷。
此外，对政府失去信任的人开始担心未来会对他们不利，尤其是在技术、环境和人口结构迅速变化的背景下。
这些人往往愿意选出一个剥夺他们部分自由的“强人”，以换取一种被保护的感觉，并通过否认这些变化的必然性来平息他们的焦虑。最近，在民众的支持下，从自由和民主制度转向威权主义的国家比比皆是。
如果你不开心，原因可能是:当你不确定自己能否按时拿到护照时，很难信任机构;当移民因处理文件的长时间延误而陷入困境时;当你生病时难以获得医疗保健时;从政府那里获取基本信息很麻烦;当当选的代表自私自利(想想绿带传奇)，有政治动机，行事隐秘;联邦议会的一些成员甚至不能对历史事实进行简单的核查。
政治家们可能想要改变他们的旧思维，通过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交付和质量，专注于建立加拿大人对其机构的信任。停止试图扭转或拖延碳定价等重要环境政策。停止将公共服务政治化。停止以所谓的经济利益为由，把纳税人的钱交给大公司。
毕竟，下一届大选的赢家可能不是经济，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