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黄埔军校早年每逢开饭都要蒋介石发口令“开动”，大家才能动手吃饭；饭后也得由校长宣布“随便”，大家才能离席分散。
号称广州三杰（肖楚女、恽代英）之一的张秋人被捕入狱后，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有一天读完书，他长叹一声，很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难友们安慰他说，法院还没有详细询问你的事情，大概不会判决。他说：“谁不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员，还审什么，早应枪毙了。”和他在一起关押的薛暮桥问他：“你既然知道要死，为什么还天天读书？”他严肃地说：“共产党员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在牢房里不能革命，就要好好学习。”
蒋介石曾幻想他心目中的奇才蒋先云（蒋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能成为他手下的将帅，询问蒋：“有谁退出共产党？有谁跟着共产党？”蒋先云坚定地回答：“我是共产党，永作共产党员。”蒋介石曾多次以“中将教育长”的官阶作诱饵，再三迫令蒋脱离共产党。蒋先云毫不犹豫地回答：“脱离共产党，就是叛卖革命。”“官是可以不做的，而命不可不革。我蒋先云为革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1924年7月黄埔军校成立特别党部时，蒋介石被选为执、监委员。接着，他便以校长和特别党部执、监委员的名义指定党小组长，并命令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汇报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当时，宣侠父也被指定为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长。宣氏认为这违背了孙中山确立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原则，遂上书特别党部，要求根据国民党的组织法由各组选举组长，并指出国民党的一切小组活动，只能向军校上级党组织或军校党代表汇报，校长无权直接向国民党组织下命令要汇报。他还质问蒋介石：“以党治军是中山先生制定的原则，作为一个校长，有权更改这一原则吗？一个党员能够只执行校长的越权命令，而抛弃中山先生治国治军的原则吗？”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对宣氏严加斥责，并令他三日内写出悔过书，听候议处。三日后蒋介石问宣氏：“悔过书写好否？”宣氏答：“学生无过，故亦不悔。”蒋介石气愤地说：“我不愿意有违师抗命的学生。”宣氏说：“真理不可屈。”蒋介石恼羞成怒，遂撤销了宣氏的党小组长职务，并再次限期写出悔过书，否则开除。宣氏抱定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的态度，三日后愤然离开了黄埔军校。后来宣氏被国民党给勒死后，蒋介石曾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我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
周逸群1924年由上海到广州的途中曾写一诗：废书学剑走羊城，只为黎元苦匪兵。斩伐相争廿四史，岂无白刃可亡秦。
黄埔四凶（恽代英、张治中、邓演达）之一的高语罕1926年4月7日离广州去上海，在轮船泊至黄埔时作诗云：“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十三太保之一、复兴社四大台柱（贺衷寒、康泽、戴笠）之一的邓文仪曾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
据说蒋介石的屋子里挂着于右任写的一副对联：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1949年蒋介石离开南京，覃异之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隔江烽火逼京都，立马中原负霸图。惆怅秦淮拼一醉，自来难得是糊涂。1949年蒋鼎文逃往台湾时曾仰天长叹，对其亲友说：此后以天为盖，以地为底，未知葬身何所？（参看《黄埔军校名人传略》）
八大精刚之一的刘峙在他的回忆录里头说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阴谋、自己的散漫、失败在另一战场（大后方）以及大家的自私所造成的。毛泽东说国民党：“国民党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刘氏认为国民党“外斗虽欠内行，内斗确乎外行。”他还说“敌人的胜利，往往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造成的。”
的确，对手的失败也许就是自我的成功。但对党内有党、派中有派、军中有军的政党政治来说，官场就是战场。正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言：官场如戏场，戏班里有幅对联：悲欢离合，开场日即收场日；男女老少，看戏人即做戏人。官场与戏场的不同处，一个是假刀假枪，一个是真刀真枪。
暮气的国民党“一党固肥，国家瘦矣。”“党政军帮，路路皆通。”而早年的充满朝气的国民党，也许只存在历史的残垣断壁里头了吧。末了，还是重温一下黄埔军校成立之时的那副赫赫有名的对联吧！
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下联是：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横披是：革命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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